关中平原的风里，总飘着些旧时光的味道。在我们这儿，把外公唤作“舅爷”，这是带着泥土气的亲昵。我的舅爷生于民国十年，与中国共产党同龄，他的一生，像一本被岁月翻得泛黄的书，每一页都写着坚韧与温热。

舅爷八十多岁时，仍爱坐在土炕上。土炕靠着斑驳的墙，被子半盖着他清瘦的身子，盘起的腿上放着收音机，舅爷眯着眼在听收音机里的播放的秦腔唱段。大年初二的阳光斜斜照进来，一大家子人围着他，舅爷伸出布满老茧的手，挨个摸索着晚辈的掌心，浑浊的眼睛里泛着光——那是在岁月里反复擦拭的、关于亲情的地图。

童年记忆里的舅爷是利落的。他个子不高，不足一米七的身板却挺得笔直，走路时双手背在身后，麻布鞋在黄土路上敲出急促的节奏，七八十岁仍让我们这些小辈追得气喘。母亲说，舅爷没进过学堂，却在生活里修得了一身“真学问”。早年做地下情报员，背着竹篓穿行渭河南北，青灰色的长衫下藏着比刀刃更锋利的机敏；后来做了乡长，又因家中缺劳力，在太舅奶奶的坚持下卸了公职，回村当起了大队支书。那些年他带着乡亲们垦荒种地，田埂上的脚印比算盘珠子还密，说起政策来条理清晰，骂起偷懒的后生也不留情面，却让整个村子的人都服他——毕竟谁能忘记，饥荒年里他把自家的粮票匀给断炊的邻居，自己啃了三个月的高粱馍？

去舅爷家的路，是童年最鲜活的画卷。没有车，我们只能步行，十几里的乡间小路被欢笑声泡得松软。妹妹总爱追着蝴蝶跑，我蹲在西沙河边看小蝌蚪，母亲背着布袋子走在前面，里头装着给舅爷的酥饼、纸卷烟和新做的布鞋。远远望见村口的老皂角树，舅爷的身影准在树下晃着，手里握着旱烟袋，看见我们便把烟锅在地上一磕、烟杆往腰间一别，快步迎上来，袖口还沾着喂猪的麸皮。

舅爷的厨房总飘着麦香。他烙的锅盔足有三指厚，大铁锅上腾起的热气里，金黄的饼皮“滋滋”作响，用手一掰，内里的蜂窝眼儿像藏着星星。舅爷爱听秦腔，每到村里唱大戏，舅爷就被母亲接来住些日子。那些天他格外精神，天不亮就揣着马扎蹲在戏台前，台上的武将甩着水袖，他跟着哼几句跑调的《斩单童》，浑浊的眼睛却亮得像戏台上的汽灯。我们蹲坐在他的身旁，磕着戏场两毛钱买来的瓜子，看他用旱烟杆敲着节奏，惊飞了梁上的燕子。

大二假期见舅爷，他已是八十六岁。得知我要写入党申请书，老人竟像孩子般颤抖起来。舅爷的宝贝都锁在他那个大木箱子里。他开锁的动作很慢，铜钥匙在木头箱子上刮出“咔嗒”一声，一本红绸封面的党章被郑重地捧出来，封皮上的烫金字已有些模糊，却被摩挲得发亮。“当年我在渭河边入党，介绍人说，党是给穷人撑伞的”，他的手覆在我手背上，掌纹里刻着半世纪前的风雨，“写入党申请书要实心实意，就像种地，种子埋进土里，得等着它生根发芽。”舅爷的话我铭记于心。

大三清明前的电话来得太急。母亲的哭声碎在听筒里，我攥着那张已成为发展对象的通知，忽然想起舅爷送我党章时眼里的光——他该是高兴的吧，只是没来得及告诉他，他种下的种子，已经在春天的土壤里冒出了嫩芽。

清明节时，我跟随母亲去上坟。跪在坟前那一刻，新翻的黄土带着潮气，香雾缭绕中，我似乎看到了舅爷穿着中山装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对着我说“来了”。我摸着碑上的刻字，像摸着他当年拉手时的老茧，烧纸的火星子蹦起来，落在春草上，恍惚又是那年戏台前的汽灯，又是土炕上那本被翻烂的党章，又是十几里乡间小路上永远追不上的舅爷轻快的脚步。

风从麦田里吹来，带着新麦的清甜。舅爷，你看这盛世，正如你当年在党旗下宣誓时盼的那样，而你的故事，早已长成我们血脉里的根，在每个春天，抽出新的枝桠。

李丽